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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戒严时代

2020-07-10来源:应用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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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偏激

1984年初夏的某日,三年的雄中生涯即将告一个段落,虽然即将到来的联考有如乌云罩顶,但我记得那是一个大热天,阳光笑的很灿烂,我独自到雄中的标本室去找班导。

我的戒严时代

班导是个生物老师,他负责管理雄中标本室,里面留有日本时代收藏的各种动物标本:鸭嘴兽、企鹅、熊鹰……是个宝库。那一天,班导刚好不在坐位上,而他的桌上又摆满了学籍资料,我翻了翻自己的那一份,德育评语毫无悬念的得到了一句「自以为是」。然而,与其他同学不同的是,我的表格中却多了一项从来不知道的「群育」评语,那一栏里只有简单的写了两个字「偏激」。

当年虽然已经习惯被师长「点名做记号」,然而我还是带着满腔的疑惑告别了高中的生活:什幺是「群育」?而那个不存在公开档案的「偏激」两字到底是写给谁看的(显然不是我,也不是我的父母)?会对我往后的人生造成什幺影响吗?

三年后,台湾解严了,政坛百花齐放,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校园内要求民主的声浪一波接着一波,「年轻人」动不动就被旧势力光明正大的斥责为「偏激」,而不再是偷偷写在学籍档案阴暗的一隅。

二、老爹,你以后不要来学校找我啦

家父在日本时代是「保正」的大孙和长子,他曾见识过当时进步文明的社会、同时领受过五年的「军国主义」的教育和六年的「党国教育」,他也是第一代经过考试进入公务体系的台籍基层公务员。虽然家父因为血统不纯正又不肯加入国民党,年轻时屡屡与职务上的升迁错身而过,却因为工作环境的关係,操持着一口「外省腔的国语」。

从小住在「公务员宿舍」的我,邻居来自中国的大江南北、五湖四海,他们除了喜欢在麻将桌上一较长短,口头上当然也「输人呒输阵」,所以在国小五年级之前,除了家父怒斥我的「巴格野鹿」之外,我还听遍了中国各地的「国骂」,独独未曾听闻「干恁娘」这三个字。

身为高雄囝仔,邻居是一回事,大环境又是另一回事。在学校我不时因为家父一口让人听不出是源自哪一省官话的「国语」而遭同学误认为外省囝仔。因为过于苦恼,于是默默的自我教育,努力习得高雄小孩应有的「台湾腔国语」。一日下课后,我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那股闷气而对家父开口:「老爹,你以后不要来学校找我啦。」

戒严时期每逢重大庆典与纪念日,蒋总统们总会发表重要谈话,谈话内容常会出现在之后各种考试中。当年身为一个好学生,我会屏气凝神的聆听谈话,但总觉得蒋总统们的国语跟学校老师教的国语好像是不同国的。

当年「国语运动」推行得如火如荼,班会总会有个「如何推广说国语运动」的讨论题纲。有一次我斗胆的提案「蒋总统以身作则去国语正音班好好学习一下标準国语,风行草偃事半功倍」,全班无不叫好,只有导师铁青着脸痛骂我们不知好歹没有敬老尊贤。老师的斥责,对于当年身为好学生的我有如当头棒喝。此后,我选择跟同学站同一边,一起挂「我不说方言」的狗牌,开始了生平第一次的反体制抗争。

三、美丽岛事件及被断送的律师梦

1979年12月10日高雄发生了美丽岛事件,我算是美丽岛事件某一个场景的目击者,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天是「国际人权日」。因为在保密防谍的氛围之下,所谓的「人权」,对我而言是个既抽象又虚无缥缈的名词。我算是美丽岛事件某一个场景的目击者。

我家距离美丽岛总部大约只有两百公尺,10月9日据传有美丽岛的义工姚国建等人被带到鼓山分局拘捕殴打,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跟着邻居大哥一起「路过」总部,现场张贴着「鼓山事件」发生始末的海报,停着一部广播车放送着事件的来龙去脉,美丽岛杂誌社附近和对街的亭仔脚则有些不像邻居的「路人甲乙丙」窥伺着,经过的行人车辆虽然放慢脚步速度,却鲜有人敢驻足其中,回家向父母报告侦察的结果,还当场挨了一顿骂。

10日那天放学回家,发现距离美丽岛总部方圆五百公尺的地区都成了管制区,只要是重要路口都有警察站哨,人车都无法进入,想进入还要能证明自己真的住在里面,而我只是一个国中生又没身份证,拿什幺证明啊,只好绕远路寻小径,想方设法钻回自己的家。父亲告诉我们市政府要求所有员工提早下班,机密文件一概锁入保险柜另行保存。

晚饭后在庭院与邻居闲话家常,突见一队全副武装的宪兵向大同路急速「转进」而来(当年的国军不会撤退只会转进),然后迅雷不及掩耳的消失在黑暗中,只留下了一个制服警察。几分钟后「台湾人出头天」、「大家做伙来打拼」的女声透过麦克风由远而近不断传过来,接着就是一辆宣传车和零零落落擎着火把的游行队伍,那个火把的竿子似乎就是几天前上学时看到躺在临近的万林木材行一角的那些,这是我第一次看过没有枪兵、乐队、旗队、花车和蒋公遗像也不是「双十节游行」的游行,队伍参差、口号凌乱不过百余众,由瑞源路转大同路向美丽岛总部而去。

隔天官方宣称军警面对暴徒「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183人受伤,民众则无人受伤。原来自己成了「叛乱事件」的见证人,只是相片中手无寸铁的宪兵和我目睹荷枪实弹的那群似乎处在平行时空,幼小的心灵纳闷着不过几辆宣传车、几十只火炬和上百个没有纪律组织的乌合之众在街头散个步、喊个口号,居然就可以颠覆中华民国政府。

从小我的文科成绩一向胜过理科,在背诵方面更出类拔萃,自诩是能够在半小时内就背完「蒋公遗嘱」的「天才」,当时觉得读法律系当律师「为民喉舌」、「维护社会正义」,似乎是我此生命定的归宿。但是美丽岛事件后,台湾人民目睹不少法律师一夕之间成了叛乱犯,再加上翌年林义雄律师家中的血案发生,更让我父母产生了「孩子读法律、父母就等着送牢饭」的恐惧,认为还是当个医生赚大钱比较妥当,可怜的我从此由文组被硬生生的转成「三类文组」,最后沦为「一日生科、终生科科」的下场,算来也是美丽岛事件的间接受害者。

四、还好,我晚生了几年

我高中就读高雄中学,我的母校从二二八事件开始就数度被白色恐怖清洗,所以当年我们的学生自治会已经被解散了三十多年了。学长同学们的口耳相传中,有不少老师曾在半夜被请去喝咖啡,最后都是由王家骥老校长保出来的。

雄中三年,只有教公民的萧耀轰老师用很难理解的广东官话告诉我们,二二八时期老学长许水德等人拿饭糰给躲在第六栋楼的外省老师们吃,却没有任何师长告诉过我们第一、二栋墙上的弹孔是怎幺来的,当然不可能提及二二八雄中自卫队的事蹟,更不可能告诉过我们美丽岛事件的镇暴车和宪兵是从雄中校园开出去的。一九八零年代的高雄中学据说是以「自由学风」闻名遐迩,但是所谓的「自由」大概就是学生可以「自由」的玩、「自由」的读书、偷偷的「自由」的谈场小恋爱吧。然而,该有的洗脑课程绝对不会少,所谓的「自由」是存在于学生的脑袋而不是老师的教材。

当年我们进出雄中校门,第一眼见到的是教官,最后一眼也是教官。教官除了负责军训课程、学生的迟到与否、缺旷课、服装仪容、整洁秩序外,还可以恣意搜查学生的书包,而思想监控、遏止学潮更是是教官的主要任务。

军人的天职是习得克敌的本领,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保家卫国,国家把训练有素的军官放到校园里面等于是将学生当成国家潜在的敌人,需要有人随时监控捍卫。学生上学迟到、头髮长了一点、白步鞋多了一条有颜色的槓、衣服没有扎好、大盘帽忘了带,这等芝麻大小的事跟国家安全何干?当年班上同学们经民主程序决定把班名叫做「Utopia」(乌托邦),却被教官以名称不妥退回,后来又决议要改成「蓝星」,却被斥责为思想有问题。拿枪桿子的到拿笔桿子的地盘讲意识形态,我完全不能理解教官为何可以如此越权。

因为内心太过忿忿不平了,高中三年的週记几乎都是在引经据典希望「教官退出校园」,最后班导终于忍不住的将家父请到学校沟通,告诫他如果早个几年,你儿子一定会因为思想有问题被关进大牢。

所幸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严,台湾逐渐走向民主化,「群育评语」上的「偏激」对一个人有甚幺影响,成了我心中永远的谜,而我的父母也终于可以不用担心我会因为思想有问题而锒铛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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