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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戒严初体验

2020-07-10来源:国际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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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从1949年5月20日开始戒严,一直到1987年7月15日解严,一共38年又56天,目前在全球仅次于叙利亚的48年,是全球戒严第二久的国家。对我这个1966年出生的五年级中段生而言,等于是我从懂事开始就生活在戒严中,一直到成年才解严。我见证及参与街头运动狂飙年代,也品嚐民主化果实,中间历经意识形态挣扎、经过思想洗礼。因为走过这年代,所以现在更珍惜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生活。

我的戒严初体验

小时候住在大家庭里面,最常在长辈口中听到训诫小孩的一句话就是「小孩子有耳没嘴」,意思就是不要多说话,以免因言贾祸。当时不懂为什幺?年长之后慢慢接触白色恐怖历史资料才了解原来在那个年代真的有人「祸从口出」。没想到成年之后,我的工作却是批评时政,不知这是否童年时期过度压抑的反效果?

小学三年级之前,我都住在客家庄,自然而然使用客语为主要语言,即使在学校上课,除了老师以外,同学间交谈也都讲客家话,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后来转学到台北,赫然发现在班级干部中竟然有「国语推行员」,刚开始搞不清楚这个人是做什幺的,直到有一次放学后打扫时,同学问我「现在几点?」我脱口而出一句「xidiam」(客语四点)。刚好在一旁的国语推行员马上跑过来对我大喊「老师,锺年晃说方言」,于是依照规定,我被罚了五元。那五元原本是我留着回家路上要买麵包吃的。从那天开始,我终于知道「国语推行员」是做什幺的,也知道儘量离他远一点,这就是我的戒严初体验。

1979年美丽岛事件让我开始怀疑老师所说的话。当时我读国中,美丽岛事件发生后的星期一,老师开始在课堂上讲述那些「暴徒」如何兇残,现在场维持秩序的军警人员如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要求全班同学写作文「谴责」这些「暴徒」的脱序行径。当时还盛传这些「暴徒」隔周就要到学校附近的「国父纪念馆」再度「閙事」,让少不更事的我们都生心恐惧。

那年春节我回故乡过年,刚好有位事件发生当下在现场服役的宪兵长辈退伍返乡,在聊天过程中听他说起当天的情形,才发现原来真相和老师说的、报纸写的及完全不同,在我年少的心灵里出现一个念头「老师为什幺要骗人」?后来我懂了,也许老师当下骗人也是身不由己吧,原来戒严可以扭曲人性,原来戒严可以让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在课堂上说谎。

高中之后开始接触「党外杂誌」,在还有出版法的年代,这些都是禁书必须在特定地点才买得到,光华商场旧书摊成了我最常驻足的地方,有时候看得津津有味,夜幕低垂都混然不知。学生没有太多闲钱可以买书,但旧书摊老闆似乎并不在意,给我的感觉是「这些党外杂誌只要有人看就好,卖不卖得掉并不重要」。这个时期我面临意识形态转型与思想撞墙的痛苦,因为接触到的资讯颠覆我过去十几年接收的资讯,不时在脑海中一直问自己「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大学三年级接手校刊总编辑,开始在教官与课外活动中心主任玩起「阳奉阴违」的游戏。当时大学校园并不如现在开放自由,校刊和张贴的海报要先送审,办营队不论讲师名单、课程内容也要核准。于是我们玩起「两面手法」,送审的是一套,真是出版发行的又是另一套。

那个年代也是街头运动狂飙的黄金时期,台北街头三天一场小集会,五天一场大游行,520农运、废除刑法100条、总统直选,经常可见群众与宪警冲突,双方带伤见血也司空见惯。曾经被警察打到头破血流,被强力水柱打到胸口瘀青,就在这样冲突、抗争的过程中,台湾终于解严,逐步迈向民主化。

也许台湾从威权过度到民主不够快,也不够彻底,但却付出最小的代价,至今我们仍在学习如何当民主国家的公民,回顾台湾民主化的历史,不知该觉得庆幸还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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